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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同情”的幾點認識

時間:2015-01-16 分類:經典人生感悟 閱讀次數:

  同情心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但是同情心又分為很多種,今日閑來無事,我就發表幾個關于我對“同情”的幾點認識

  1.“不住相同情”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在進行“同情”這種活動的時候,一般存在兩個主體,一為“同情者”,一為“被同情者”。“同情者”是進行“同情”這種活動的主動者,“被同情者”是“同情”活動里的受動者。“同情者”在同情弱者的時候,一般是站在非“被同情者”的角度來進行“同情”的。

  “同情”活動的一個重要實例就是“施舍”,我們在“施舍”的時候,總是或多或少地會帶點功利色彩,比如希望“被施舍者”以后能夠報答或者自己可以因為這種施舍得到點好處。但佛家告訴我們,更高級的施舍是“不住相布施”。

  這樣,由歸納法可假設,更高級的“同情”就是“不住相同情”。“不住相同情”要求“同情者”在進行“同情”活動的時候,排除自己的功利心。相對于“不住相同情”的“同情”活動我們稱為“住相同情”。

  “不住相同情”相對“住相同情”有一個顯然的優點。如果是“住相同情”,“同情者”在進行“同情”活動后,私底下是希望能夠得到“被同情者”的回報的。如果“被同情者”沒有適時地給予“同情者”回報的話,“同情者”很有可能心理失衡,輕者不悅,重者“同情者”會認為:“好心沒得到好報。”以后該“同情者”可能就不再做“同情者”了。而“不住相同情”就沒有這個缺點。在“不住相同情”中,“同情者”本來就沒想得到什么好處。所以在“同情”活動后,能得到點回報固然可喜,如果得不到回報,甚至得到壞報,都不會影響該“同情者”下一次的“同情”活動。另外,對于“被同情者”來說,如果“同情者”在進行“同情”活動中,抱的是“不住相”的態度,那么“被同情者”在接受“同情”活動的時候無疑會更坦然(減少“被同情者”接受“同情”活動時的自卑心理),在接受“同情”活動后也沒有回報的壓力(這種回報壓力有可能會迫使“被同情者”走向犯罪的道路)。

  2.“我就是弱者”

  “以眾生病,故我有病。”

  ―――《維摩詰經》

  在一般的“同情”活動,“同情者”是處于給予的角度,總難免帶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這種“高高在上”的感覺首先對于“被同情者”不利,“被同情者”有可能因為受不了這種“低低在下”的感覺而拒絕“同情”活動的進行。另外,“同情者”在進行這種“高高在上”的“同情”活動時容易產生驕傲心理,也妨礙“同情者”從“同情”活動中得到更高的心理愉悅。所以,我這里要引入“我就是弱者”的“同情”活動。

  在“我就是弱者”的“同情”活動中,“同情者”與“被同情者”并不能絕然分開,而是“同情者就是被同情者”或者往這方面趨近。這種同情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同情者”與“被同情者”一體的同情。

  當然“同情者”與“被同情者”渾為一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當今這個社會,我們這種普通人能夠具有同情心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要求達到“我就是弱者”這種境界,似乎有點像天方夜譚。坦率地講,我自己就遠遠不能做到“我就是弱者”這種態度,但做不到并不妨礙我認為“我就是弱者”這是一個較高的境界并追求之。我想,在進行“同情”活動的時候注意觀照自己是否帶上了“我就是弱者”這個態度?如此長期觀照下去,“同情者”總是會向“我就是弱者”這種境界逐漸趨近的。

  另外,即使“同情者”帶有趨向“我就是弱者”的良好主觀愿望,但是相對于“被同情者”來說,“同情者”是“外部”,“被同情者”是“內部”,“外部”能否完全接近“內部”呢?

  孫歌先生在《文學的位置》里大量討論了“內部”與“外部”的聯系與區別,讀來令人眼界大開。孫先生在文中寫道:

  『事實上,這正是困擾著丸山真男的一個“兩難之境”。早期丸山保持著犀利的批判鋒芒主要取決于他的“西方思想武器”,但是這同時使得他一直在與他所研究和批判的對象之間保持著一個距離從而難以進入其內部邏輯。這種工作方式雖然在分析諸如肉體文學問題時幫助他大刀闊斧地推進了思路,但是也同時限制了他深入到諸如他所批判的“近代的超克”等等對象的內部去。』 孫先生的“內部”與“外部”之分對我是很有啟發性的。我也認為,“外部”難以真正地進入“內部”,但“外部”為了更真實地理解“內部”,卻又不得不向“內部”逐步趨近。

  另外,這種思路也類似于“主觀”與“客觀”之分,只是這里的“客觀”是“被同情者”的“主觀”,也就是“同情者”嘗試接近“被同情者”的主觀心理,以實現某種客觀性。

  這里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弱者是指目前的弱者,今天的弱者完全有可能變成明天的英雄,今天的“被同情者”完全有可能變成明天的“同情者”。今天的英雄完全有可能變成明天的弱者,今天的“同情者”完全有可能變成明天的“被同情者”。“我就是弱者”在這個意義上對今天的“同情者”并不是虛無飄渺的,而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3.“我無罪嗎?”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圣經》

  曾幾何時,文人還是一個誘人的頭銜。然而到了今天,在中國思想界,文人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比如摩羅在《恥辱者手記》里喊道:“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早期摩羅)這里的文人要說明一下,它并不是指一般意義的文人,比如左拉、魯迅肯定不是這里所指的文人。這里所謂的“文人”主要指的是那些沒有很好地履行文人職責,甚至反過來做了壞事的文人。

  對于一些做了壞事的文人,當然是應該批判,但是否就該“一味地譴責”而不“寬恕”呢?

  郭沫若先生是“文人”的一個典例,但我們在批評他的時候,是否給了他公正的評價?是否曾帶上了寬恕的態度?郭沫若先生其實也是一個悲劇人物啊,他把自己的書燒得一干二凈,兩個兒子又先他而死,“白發人送黑發人”,我們是否曾把同情心分一點給他?有人恐怕要說“活該”,但他已經真的“活該”了,我們為什么不能給他點寬容?當然我不是反對對他的批判,但我認為在批判之余要多講點寬容。

  郭沫若走到這個地步是因為什么原因?先天?他個性弱?后天?他所受教育不好?他所處社會氛圍不好?他沒碰到引導他走向正直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受到好的教育,我們會不會也變成惡人?甚至,如果我們從小接受納粹教育,我們會不會也成為納粹?如果我們也處在郭先生的環境里(當時的價值取向,當時的知識結構,當時的社會思潮……),我們是否確認自己一定能做得比郭先生好?在惡勢力肆虐的時候,我們是否有勇氣不惜性命挺身而出?在美色錢財榮譽的誘惑之下,我們是否會走向不義?郭沫若是有罪的,那社會是無罪的嗎?郭沫若的老師朋友是無罪的嗎?(比如我曾眼見郭沫若犯錯,但我因為害怕惹禍,所以沒有勸阻郭沫若先生。)我們每個人是無罪的嗎? (我們今天處在完全不同的語境中,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特殊情況,但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能否始終保持正義呢?) ……

  “我是有罪的”,我最終承認。

  帶著“我是有罪的”的態度,我痛苦不堪,夜不能寐,我在黑夜里呼喚上帝、佛陀、大自然的救贖。從此,我把視線轉向了宗教。

  當看到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誓言的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我很可能是有罪的,但是即使我是有罪的,地藏菩薩也不會舍我而去,他沒有嫌棄我,我不是孤獨的。

  由此有罪感,就易于導向“寬容”,我有罪,但地藏菩薩并沒有因為我之有罪而舍棄我。我既然得到了寬容,以我此有罪之身,如何敢不寬容別人。(這種思路與有些基督教徒走向基督信仰的過程是類似的。)所以,我提倡“帶寬恕的批判”。

  接下來比較一下,“一味地譴責”與“帶寬恕的批判”兩者的優劣。評價之前我們要先明確,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分出個勝負,而是“如何防止文人再做壞事和防止新的可能干壞事的文人的出現。”基于以上的目的,我認為“一味地譴責”有可能導致惡性循環,“譴責者”有可能反過來被“被譴責者”譴責,如此下去,導致“文人相輕”。另外,這種“一味地譴責”一般含有某些偏激的漏洞,使“被譴責者”在心理上有理由不接受。“一味地譴責”也許在當前有其批判價值,但是過了十年,回頭來看,肯定會發現還是“譴責”得太偏激了。舉個例子,對于傳統文化,五四批得有點太過,前幾年又捧得有點太過,那為何不一開始就盡量取其中道,盡量做到“以學心觀,以公心辯”呢?第三,“一味地譴責”中,譴責者站在完全不同的語境中,撇開當時的具體語境而批判“被譴責者”,似有不公平之嫌。第四,“一味地譴責”有可能把“被譴責者”推向絕境而使他走上不歸路。而“帶寬恕的批判”在這幾點上明顯要優于“一味地譴責”。所以,我提倡“帶寬恕的批判”。 

我對“同情”的幾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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