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醒醒，上課了的故事

　　電影《社交網絡》中，幾個哈佛大學的學生認為扎克伯格的網站抄襲了他們的創意，是個山寨貨，并把此事告到了校長那里。
　　
　　校長對此事早已心知肚明，知道他們無非是出于嫉妒，于是打發他們走。
　　
　　幾個學生討了個沒趣，便指責校長在專利法方面不夠專業，校長勃然大怒說：“我的上一份工作是美國財政部部長。”
　　
　　這位校長就是美國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曾擔任過美國財長，對付兩個小毛孩自然不在話下（順便一提，電影中的校長由薩默斯本人扮演）。
　　
　　經濟學家和學生之間的關系非常有趣。斯蒂格利茨回憶他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第一堂課，他事先花了五六周時間備課，可是在課堂上不知怎么的，居然不到40分鐘就把準備的內容全講完了。斯蒂格利茨后背發涼，心想接下來的時間該怎么辦？他對那些長期在課堂上侃侃而談的同事，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月薪是3300美元，每周授課12小時，這在當時算是筆巨款了。他的岳父大人對這個女婿十分滿意，稱這個女婿會“印鈔票”。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正在耶魯講課，忽然幾個學生站起來，人手一個鈴鐺。其中一男一女走上講臺，把一件獎狀樣的物品交給了席勒，這時，一個聲音傳來：“既然你那么愛把自己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事兒掛在嘴邊，說得比任何人都多，我們就頒發給你一個‘鈴鐺獎’，以資鼓勵。”接著，這伙學生抓著他們的東西就跑了。這位經濟學大師尷尬萬分，自言自語道：“我今天完全沒想提諾貝爾獎。”
　　
　　熊彼特從小就被送入貴族學校特蕾莎學堂就讀，因此養成了貴族范兒。他不止一次在大學里騎著馬進入教務會議室，引來同事不悅。據另一位經濟學家多瑪回憶，熊彼特在學校教書期間從不批閱考卷，打分的主要依據是性別。多數男生得優減，女生全得優，他特別喜歡的學生得優加。不過熊彼特并不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人，在他26歲離開開羅到捷克一所大學任教時，因為他的學生無法借到參考書而和圖書館的負責人比劍決斗，熊彼特后來得意洋洋地告訴他的哈佛學生：“我刺傷了那個雜種。”
　　
　　熊彼特的學生和朋友都知道，他有三大志愿——成為大眾情人、成為出色騎士、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那么他是否完成了這三個志愿呢？據他自己說，僅完成了兩個志愿。那么是哪兩個？他始終笑而不答。
　　
　　有個學生在芝加哥大學選讀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課。有一天，這個可憐的學生可能是前晚太累居然趴在桌子上睡著了，這讓弗老很不滿，他敲了敲這位老兄的桌子：“同學，快醒醒，上課了。”弗里德曼讓他回答自己剛向全班同學提出的問題。這個學生揉著眼睛回答道：“對不起，教授，我沒聽到您的問題，但我的答案是調整貨幣供應量。”調整貨幣供應量正是弗里德曼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萬能藥，這可真是找死的節奏。
　　
　　經濟學家哈里·馬科維茨因在資產組合理論方面的貢獻而與人分享了199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馬科維茨在芝加哥大學為其關于資產組合理論的博士學位論文進行答辯時，卻當場受到了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責難。弗里德曼認為，資產組合理論不是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馬科維茨不應該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事實上，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可以用馬科維茨的理論進行更好的闡述。馬科維茨后來曾調侃說：“在這一點上，我現在愿意承認，在我為我的學位論文答辯時，資產組合理論不是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但是，現在它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了。”
　　
　　有個學生曾問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的治學之道，布坎南沉思了一下回答道：“始終別讓你的屁股離開椅子。”
　　
　　最怪異的經濟學教授當算凡勃倫。他藐視常規，不論學生表現如何都給一樣的分數，但若有學生需要較高的分數獲取獎學金，他便欣然將評分從C改成A。他還喜歡搗亂，當校方要求老師點名時，他常會假裝非常小心地將缺課者和到課者的卡片分開，之后又好像不小心將兩堆卡片混在一起。
　　
　　盡管凡勃倫懂26門語言，但他教育學生卻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因而一直不打算使課堂顯得活潑一點，并且以挖苦學生來趕走他們為樂。有一次他問一個信教的女生，教會的價值是否等于一桶啤酒；還有一次，一個很努力記筆記的學生請他重復一個句子，凡勃倫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就回答道，這個句子不值得重復。他說話含糊、漫不經心、東拉西扯、偏離主題，結果，上課的人越來越少，有一門課甚至最后只剩下一個學生。
　　
　　話說回來，凡勃倫的學生也深得他真傳。有一次，凡勃倫在職業生涯受挫后，拜托一個以前的學生幫他查問一個紐約市福利組織的職位。這個聽話的學生照辦了——只是把職位據為己有了。